編者導言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他爲劉伯承寫的悼文，回述伯承早年從軍、屢建戰功的經歷，記敘兩人長期共事相知甚深。
伯承〔71〕久病，終於不治。我和他長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辭世，使我至爲悲痛。
官方注釋 1 條
- 〔71〕 即劉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開縣人。早年參加響應辛亥革命的學生軍和護國、護法戰爭。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參加領導八一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同年底去蘇聯學習。一九三○年回國後，曾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一九三四年參加長征，任紅軍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會合後，與朱德等一起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長，和政治委員鄧小平一起創建了晉冀豫等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一九四七年六月，和鄧小平一起率部挺進大別山地區，揭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軍全國性戰略反攻的序幕。後又參與指揮了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他是中共第七屆至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八屆至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185、336頁
第三卷 · 悼伯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伯承早年從軍，戎馬一生。在辛亥革命後的護國護法戰爭中，他就是“手執青鋒衛共和”的一員猛將。我至今保存着他贈給的一九一五年所攝的照片，那時，他二十二歲，風華正茂，雄姿英發。就在第二年討袁戰爭的四川豐都之役，他率部衝鋒陷陣，頭部連中兩彈，失去右眼。他在大半個世紀中，指揮了無數次戰役戰鬥，九處負傷，屢建戰功，以足智多謀的“獨目將軍”聞名於世。
第三卷 · 悼伯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我認識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蘇區。初次見面，他就給我留下忠厚、誠摯、和藹的深刻印象。我們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軍一二九師，一個師長，一個政治委員，以後在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前後共事十三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我比他小十多歲，性格愛好也不盡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地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裏，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於與同志團結共事的高尚風格，在今天仍是我們領導幹部的表率。
第三卷 · 悼伯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伯承同志黨性堅強，突出表現在考慮問題從黨的全局出發，事事顧全大局，服從大局。爲了黨的整體利益，他總是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和局部的利益，總是主動挑起最艱鉅最危險的任務，兢兢業業，排除萬難去圓滿完成。長征開始前，他因反對軍事指揮上的教條主義，被錯誤地撤銷了總參謀長的職務，到五軍團去當參謀長。他忍辱負重，積極工作。長征一開始，伯承率五軍團擔負了最艱鉅的殿後任務，同數倍於我的敵人展開惡戰，保護了中央機關的安全。後來他又擔任先遣司令，率領部隊斬關奪隘，爲長征開闢前進道路。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他堅決擁護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對張國燾〔72〕另立中央、分裂黨分裂紅軍的行爲，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以後，他始終保持着黨性堅強的高貴品質。解放戰爭的第二年，中央決定晉冀魯豫十萬大軍挺進大別山，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這是一個無後方作戰的十分艱險的戰略任務。當時有的幹部對執行這一任務有顧慮，伯承對他們說，這個行動可以把敵人吸引到我們身上來，減輕兄弟野戰軍的壓力。釜底抽薪，焉能懼怕燙手，即使作出犧牲，也義無反顧。伯承這種態度，堪稱執行黨的各項決議和中央戰略方針的典範。
官方注釋 1 條
- 〔72〕 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人。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紅軍第一方面軍在長征途中同張國燾領導的紅軍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會師後，張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他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的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到達陝北後，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陝甘寧邊區，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隨即被開除出黨。――第186頁
第三卷 · 悼伯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伯承同志是我黨我軍的大知識分子，大軍事家。他的軍事指揮藝術和軍事理論造詣，在國內外屈指可數。他熟諳兵法，博採古今中外軍事學術精華，運用於中國的革命戰爭。他用兵作戰最講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他判斷敵情準確，計劃戰鬥周密，長於出奇制勝，就連敵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機妙算。作戰指揮上的神機妙算，用伯承的話說，就是首先要靠弄清楚任務、敵情、我情、時間、地形。他把這五個要素比作五行，常說：“五行不定，輸得乾乾淨淨。”伯承最反對軍事指揮上墨守成規，粗枝大葉，大而化之。他常用“燒香找錯廟門”，“蚊子叮泥菩薩，看錯了對象”等四川俗話，幽默詼諧地批評那些不重視偵察和調查，指揮莽撞，辦事馬虎的同志。伯承善於總結經驗，把軍事實踐上升到理論高度，又善於創造性地用理論指導軍事實踐。他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家。對於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伯承是有大貢獻的。說伯承同志的軍事理論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
第三卷 · 悼伯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作爲一個傑出的軍事家，伯承的戰略眼光不僅表現在戰場上面，也表現在他對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高瞻遠矚。當我軍還處在小米加步槍的年代，他就從諸兵種聯合作戰的前景，來考慮我軍的建設問題。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正是晉冀魯豫解放區戰事頻繁的時候，平均二十天就要打一仗。在那種情況下，他還抓緊一切空隙時間補譯、校訂《合同戰術》一書。他很欣賞蘇聯著名話劇《前線》，多次強調不要做戈爾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歐格涅夫那樣勇於接受新鮮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對新形勢下的作戰特點，最早重視汲取各國現代軍事科學成果，最早把教育訓練提到我軍建設戰略位置的領導人之一。大陸解放不久，他從軍事建設的全局出發，給中央寫信，懇請辭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和第二野戰軍司令員的職務，自告奮勇去辦陸軍大學（後命名爲軍事學院）。爲造就具有現代軍事科學知識的幹部，伯承嘔心瀝血，在僅剩的一隻左眼視力也已嚴重減退的情況下，還拿着放大鏡，將上百萬字的外國軍事譯著和大量的自編教材加以校訂和審定。他在軍事學院的許多建樹，對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至今仍有重大作用。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條主義，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說，伯承是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這方面的重大貢獻，永遠值得我們珍視。
第三卷 · 悼伯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伯承非常重視政治工作，不但對政治委員，而且對政治機關的工作人員都很尊重。他下部隊，總要請政治機關派人一起去。不是爲了替他寫講話稿，或者爲他本人的活動寫新聞報道，而是把他們看作政治機關的代表，遇事隨時隨地同他們商量；在作軍事部署的時候，便於他們及時佈置政治工作。當他要向部隊傳達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動員時，往往把自己起草的講話提綱送政治機關閱改。他這樣做，不只是出於謙虛，更是出於把政治工作看成我軍的生命線。他一貫關心幹部戰士的政治思想教育，關心政治工作建設。可以說，他是我軍高級軍事指揮員中重視和善於做政治工作的模範。
第三卷 · 悼伯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伯承從青少年時代起就立志“拯民於水火”，正是這種博大的胸襟，使伯承從舊民主主義者逐步轉變爲共產主義者。和許多憂國憂民之士一樣，他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看清楚了，要謀求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解放，除了走共產黨指引的道路，別無他途。伯承在一九二四年就接觸了共產黨人，但他沒有馬上參加共產黨的組織，而是在經過了兩年認真的觀察和思考之後，才確定了自己的政治選擇。一旦看準了，選定了，他就爲實現自己的信仰鞠躬盡瘁，萬死不辭。從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中國共產黨那一天起，從民主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從戰爭年代到和平年代，從指揮作戰到治學辦校，順境也好，逆境也好，無論何時何地，客觀環境有什麼變化，他始終是把自己的一切貢獻於、服從於黨的需要，把自己融合於黨的事業之中，毫無個人榮辱得失的考慮，真正達到了忘我的境界。
第三卷 · 悼伯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一九四二年冬天，太行山區軍民和延安的同志祝賀伯承五十壽辰的時候，他曾說過：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他接着還說了這樣一段話：如果我去世的時候，能在我墓上立一塊碑，上書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第三卷 · 悼伯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回顧伯承爲共產主義事業所走過的戰鬥歷程，他的卓越貢獻，他的堅強黨性，中國布爾什維克――這個意味着真正共產黨人的光榮稱號，他是受之無愧的。
第三卷 · 悼伯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