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言
底本此篇爲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會見荷蘭客人時的談話，共五段。文本以荷蘭圍海造田與中國愚公移山相類比，談到人多地少與艱苦奮鬥的關係。
我沒有去過你們的國家，聽說荷蘭不少土地是填海造出來的，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了不起。中國有句話，叫做“愚公移山”，這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傳統，你們稱得上是“愚公移海”。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在世界上是比較少的，你們比我們更少，但是搞得很好，成爲一個農產品出口大國，我們要向你們學習。
第三卷 · 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歡迎你第二次到中國來。一九七三年你來訪問的時候，中國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時“四人幫”當權橫行，人民心情沉悶，甚至可以說是在憂慮之中，整個社會處於停滯狀態。“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還有兩年徘徊。中國真正活躍起來，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還是在一九七八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那時到現在的八年多時間，我們四個現代化的新長征走了第一步。我們確定一心一意搞建設是正確的。爲了搞建設，需要實行兩個開放，一個是對內開放，一個是對外開放，這也是正確的。這八年多隻是開始起步，雖然已經取得比較明顯的成就，但是還沒有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態。我們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就是再過十三年，達到一個小康社會的水平。我們進一步的目標是下一個世紀的五十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到那時，國家總的力量就大了，可以爲人類做更多的事情，在解決南北問題〔16〕方面可以盡更多的力量。我們就是有這麼一個雄心壯志。
官方注釋 1 條
- 〔16〕 由於發展中國家多數在發達國家的南方，因此國際上習慣把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稱爲南北關係，或稱南北問題。――第20、56、96、105、233、281、328頁
第三卷 · 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對於總的國際局勢，我的看法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這一點，我們兩國的觀點一致。一九七八年我們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方針，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上的。要建設，沒有和平環境不行。我們在制定國內搞建設這個方針的同時，調整了對外政策。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有利於和平。我們不打別人的牌，就是說不打蘇聯的牌，也不打美國的牌。我們也不讓別人打我們的牌。我們在分析國際狀況時特別注意歐洲，歐洲是決定和平與戰爭的關鍵地區。在過去相當長一個時期裏，我們同東歐關係不正常。現在我們根據客觀的判斷，認爲西歐和東歐都是維護和平的力量。東歐、西歐都需要發展，越發展和平力量越大。爲什麼說歐洲是和平力量呢？因爲歐洲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能力，只有兩個超級大國纔有資格發動。而戰爭一旦打起來，首先受害的將是歐洲。我們希望有一個聯合、強大、發展的歐洲。只要歐洲，包括東歐和西歐，不綁在別人的戰車上，戰爭就打不起來。所以，我們說，爭取比較長一點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如果下一個世紀五十年裏，第三世界包括中國有一個可喜的發展，整個歐洲有一個可喜的發展，我看那個時候可以真正消除戰爭的危險。我們感覺，歐洲比較開放一些，特別是技術上開放，我們比較滿意，當然不是完全滿意。所以我們確定的政策是同歐洲，包括西歐和東歐，發展友好合作關係。這不僅是立足於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是爲了維護世界和平。我們對荷蘭，對整個歐洲共同體的政策都是一樣的。我們同東歐也在發展關係，這是我們的新方針。
第三卷 · 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你們可能不太熟悉。我們黨的發展，走過了曲折道路。很長時期比較順利，但也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這個時期的後期有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88〕，那個錯誤導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我們黨被打入地下，被迫同蔣介石進行了長期的戰爭。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爲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89〕，那個錯誤導致我們多數革命根據地受挫折，使三十萬革命軍隊減少到三萬。我們爲什麼要長征？長征是被迫進行的。從一九三五年開始，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贏得了勝利，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頭八年，我們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礎工業。從一九三五年以來二十幾年都搞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們又犯錯誤了，反右擴大化〔80〕。一九五八年，要求過急，搞“大躍進”〔54〕，搞人民公社〔55〕，不對頭了，給我們帶來很大災難。我們花了三年時間，糾正錯誤，才使情況又好起來。經濟情況有好轉，但是指導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這就是爲什麼一九六六年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我爲什麼講這個歷史？因爲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後製定的。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這樣來制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這樣的基礎是最可靠的。有人說，我們現在有保守派、改革派，這是猜測。事實證明，改革是正確的，很見效。如果外國朋友都能看出我們的變化，看出我們搞得不錯，我們自己的人民還能看不見？人民有自己的親身經歷，眼睛是雪亮的。過去喫不飽，穿不暖，現在不僅喫飽穿暖，而且有現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興的。既然如此，我們的政策還能不穩定？政策的穩定反映了黨的穩定。最近，我們黨的總書記辭職，這樣的事在你們那裏不算一個問題。大概由於我們過去開放不夠，一有變化好像就是中國發生大問題了。其實沒有發生什麼大事，我們很快就解決了。我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反對全盤西化，反對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我們着重在教育。這是長期的任務，不採取運動的方式來處理。我們不搞運動，這也不是運動所能解決的問題。一切工作照常運轉。我們今年秋季召開黨的十三大〔84〕，將更加清楚地闡明我們的現行政策，而且要進一步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來適應經濟的發展。我們現行的方針政策不會有任何變化，開放政策只會更加開放。不但本世紀如此，中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以後還會如此，以後更是如此。中國是穩定的。過去我們多災多難，黨和國家經過許多波折，有些事情人們難以理解也不奇怪，但我們自己是有清醒估計的。
官方注釋 6 條
- 〔88〕 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今安慶）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在黨成立後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放棄對於農民羣衆、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主張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採取妥協投降的政策，以致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第234、298、309頁
- 〔89〕 王明（一九○四――一九七四），即陳紹禹，安徽金寨人。一九三一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被補選爲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地位。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明等教條主義者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一切鬥爭，否認聯合，否認九一八事變後國內階級關係的明顯變化。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爲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統治達四年之久，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重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第234、253、309頁
- 〔80〕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六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決定對右派進攻實行反擊。當時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必要的，但在鬥爭中犯了嚴重的擴大化的錯誤。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爲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復查，把錯劃的改正過來。――第197、234、253頁
- 〔54〕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提出總路線的同時，黨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先是在農業生產上片面追求高指標，報刊不斷宣傳“高產衛星”。在這種虛報浮誇的氣氛中，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一九五八年鋼的產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會後立即掀起了一個空前規模的“全民大鍊鋼鐵運動”。與此同時，其他工業、交通、郵電、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也都開展“全民大辦”。這種“以鋼爲綱”所帶起的一系列大辦，把“大躍進”運動推向了高潮，使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等爲主要標誌的“左”的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打亂了正常的經濟建設秩序，浪費了巨大的人力和資源，造成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第115、136、173、227、234、237、253、377頁
- 〔55〕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後，農村中出現把小型農業合作社併爲大社的熱潮，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並於八月被定名爲人民公社。同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人民公社未經試驗就迅速在全國普遍建立起來。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爲特點，實行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原則，一般爲一鄉一社，個別的一縣一社。公社內部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管理，貧富拉平，平均分配，無代價上調下屬生產隊以至社員的個人財產，導致“共產風”嚴重氾濫。一九五八年冬以後，特別是一九六一年春以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曾經爲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陸續糾正了一些錯誤，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人民公社所存在的過分集中與平均主義的問題，農民積極性和農村生產力仍然受到束縛。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民公社原有的體制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逐步改變。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設立鄉政府的規定，發出《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至一九八四年底全國基本完成這項工作。至此，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已不復存在。――第115、136、234、253、374頁
- 〔84〕 指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主持開幕式，趙紫陽作題爲《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這次會議的中心任務是進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大會闡述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確定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爲把中國建設成爲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大會選舉出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203、211、235、244、256、258、260、262、296、305、324、345頁
第三卷 · 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這是鄧小平同志會見荷蘭首相呂貝爾斯時談話的主要部分。 ）
第三卷 · 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