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言
底本此篇爲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會見南斯拉夫客人時的談話，共十四段。文本先述兩黨關係恢復的經過，再就改革步子、對外開放與政治體制改革交換意見。
自從我們兩黨關係恢復以來，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鐵托〔90〕同志打開了兩黨關係的新局面，是他首先到中國來訪問的。那個時候我們黨的主席是華國鋒同志，我是以老戰士身份同鐵托同志見面的，我們談得很好，達成了共同的諒解，就是過去的事情都不談了，一切向前看。現在，我們同東歐其他各國的黨和國家的關係也是採取這個態度，把今天當作新的起點，好好地發展我們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至於過去的經驗，也值得總結一下。我想有一點最重要，就是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對別的黨、別的國家的事情不應該隨便指手劃腳。對執政黨是這樣，對沒有執政的黨也應該是這樣。比如法國黨和意大利黨，過去我們同他們談的也是這個問題，就是應該尊重他們的經驗，尊重他們的選擇。如果他們犯了錯誤，由他們自己去糾正。同樣，他們對我們也應該如此，允許我們犯錯誤，有了錯誤以後，由我們自己來糾正。因爲每一個國家、每一個黨都有自己的經歷，情況千差萬別。我們反對“老子黨”，這一點我們是反對得對了。我們也不贊成有什麼“中心”。但我們自己也犯了點隨便指手劃腳的錯誤。這個經驗告訴我們，黨與黨之間要建立新型的關係，因此我們提出了處理這種關係的原則〔91〕。我相信，按照這樣的原則來做，會使我們之間友誼和合作的基礎更加牢固，更加持久，兩黨和兩國關係在這個基礎上不斷得到發展。
官方注釋 2 條
- 〔90〕 鐵托（一八九二――一九八○），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主席、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八日曾訪問中國。――第236頁
- 〔91〕 一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工作人員談話時指出：“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爲一條重要的原則。”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將這一原則概括爲“我們黨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係。”――第237頁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目前我們國內正在進行改革。我是主張改革的，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過去我們搬用別國的模式，結果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思想上導致僵化，妨礙人民和基層積極性的發揮。我們還有其他錯誤，例如“大躍進”〔54〕和“文化大革命”，這不是搬用別國模式的問題。可以說，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這種情況不改革行嗎？所以，從一九七八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確定了我們的根本政治路線，把四個現代化建設，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爲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在這個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主要是改革和開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對各種類型的國家開放。
官方注釋 1 條
- 〔54〕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提出總路線的同時，黨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先是在農業生產上片面追求高指標，報刊不斷宣傳“高產衛星”。在這種虛報浮誇的氣氛中，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一九五八年鋼的產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會後立即掀起了一個空前規模的“全民大鍊鋼鐵運動”。與此同時，其他工業、交通、郵電、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也都開展“全民大辦”。這種“以鋼爲綱”所帶起的一系列大辦，把“大躍進”運動推向了高潮，使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等爲主要標誌的“左”的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打亂了正常的經濟建設秩序，浪費了巨大的人力和資源，造成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第115、136、173、227、234、237、253、377頁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我們的改革和開放是從經濟方面開始的，首先又是從農村開始的。爲什麼要從農村開始呢？因爲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坦率地說，在沒有改革以前，大多數農民是處在非常貧困的狀況，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決定進行農村改革，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這樣一下子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把基層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面貌就改變了。農業實行多種經營，因地制宜，該種糧食的地方種糧食，該種經濟作物的地方種經濟作物，不僅糧食大幅度增長，經濟作物也大幅度增長。農村改革見效非常快，這是我們原來沒有預想到的。當然，開始的時候，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改革。有兩個省帶頭，一個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鄉；一個是安徽省，那時候是萬里〔92〕同志主持。我們就是根據這兩個省積累的經驗，制定了關於改革的方針政策。還有一些省猶疑徘徊，有的觀望了一年纔跟上，有的觀望了兩年纔跟上。中央的方針是等待他們，讓事實教育他們。
官方注釋 1 條
- 〔92〕 萬里，一九一六年生，山東東平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十二、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七五年任鐵道部長。一九七七年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一九八○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一九八八年當選爲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第238頁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鄉鎮企業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幾的增長率，持續了幾年，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工業，還包括其他行業，解決了佔農村剩餘勞動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問題。農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設大批小型新型鄉鎮。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這個政策取得了這樣好的效果，使我們知道我們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這是我個人沒有預料到的，許多同志也沒有預料到，是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效果。總之，農村改革見效非常快，非常顯著。當然，這並不是說農村的問題都解決了。農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進行以城市爲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同時，我們的對外開放採取了多種方式，包括搞經濟特區〔29〕，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33〕。開始的時候廣東提出搞特區，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我說名字叫經濟特區，搞政治特區就不好了。當時我們決定先搞深圳經濟特區，除了深圳以外，還有珠海、汕頭、廈門。一共四個經濟特區，廣東省佔了三個，福建省佔了一個。我去過一次深圳，那裏確實是一派興旺氣象。他們讓我題詞，我寫道：“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我們黨內還有人採取懷疑的態度，香港輿論界不管是反對我們的還是贊成我們的，也都有人持懷疑態度，不相信我們是正確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當然一個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許犯錯誤是不行的，有一點錯誤也是很小的。他們自己總結經驗，由內向型轉爲外向型，就是說能夠變成工業基地，並能夠打進國際市場。這一點明確以後，也不過兩三年的時間，就改變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訴我，那裏的工業產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匯收支可以平衡。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最近有的同志告訴我，廈門經濟特區的發展速度比深圳還理想。一九八四年我去的時候那裏還是一片荒地，只有一個機場，現在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正在搞一個更大的特區，這就是海南島經濟特區〔93〕。海南島和臺灣的面積差不多，那裏有許多資源，有富鐵礦，有石油天然氣，還有橡膠和別的熱帶亞熱帶作物。海南島好好發展起來，是很了不起的。
官方注釋 3 條
- 〔29〕 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試辦出口特區。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這四個出口特區改稱爲經濟特區。當年八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這些經濟特區相繼興建。一九八四年鄧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經濟特區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建設上以吸收利用外資爲主，經濟所有制實行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爲主導的多元化結構；經濟活動在國家宏觀經濟指導調控下，以市場調節爲主；對外商投資予以優惠和方便；特區擁有較大的經濟管理權限。一九八五年以前，四個經濟特區主要進行以創建投資環境爲重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從一九八六年起，致力於發展以工業爲主、工貿結合、農牧漁和旅遊業並舉的外向型經濟。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決議，批准海南島爲海南經濟特區，實行更加靈活開放的經濟政策。我國現有的五個經濟特區，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着對外開放的窗口作用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作用。――第51、133、239、366、370頁
- 〔33〕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關於進一步開放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的建議。這十四個沿海城市是：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第65、84、239頁
- 〔93〕 一九八八年四月，經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准，海南建省，海南島爲經濟特區。鄧小平十分關注海南島的開發和建設，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中共海南省委關於設立洋浦經濟開發區的彙報材料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況後，認爲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機會難得，不宜拖延，但須向黨外不同意者說清楚。手續要迅速周全。”――第239頁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總之，幾年的實踐證明，我們搞改革、開放的路子是走對了。雖然每一個領域都還有不少問題，但是不難逐步解決。所以，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不可能放棄，甚至於不可能放慢。現在快、慢也是議論的問題之一，因爲改革、開放是有風險的。要講究穩妥，但穩妥變成停滯不前就壞了。最近我們中央在考慮，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加快一點改革、開放的步子。這是我講的經濟體制改革。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現在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就是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日程上來，這是今年十月將要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的主要議程之一。這個問題很複雜，政治體制改革的每一個措施都涉及千千萬萬的人，主要是涉及廣大幹部，不僅是我們一批老人。一般講政治體制改革都講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義不十分清楚。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幹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我們說搞經濟體制改革全國就能立即執行，我們決定建立經濟特區就可以立即執行，沒有那麼多互相牽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就這個範圍來說，我們的效率是高的，我講的是總的效率。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保持這個優勢，保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至於經濟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資本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面比我們好一些。我們的官僚主義確實多得很。就拿人事制度來說，社會主義國家恐怕有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幹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現在思想上，組織上也有這種狀況。所以，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歷史不同，經驗不同，現在所處的情況不同，各國的改革不可能一樣。但是，共同的一點是要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麼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對中國來說，就是要有利於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做到這些，我個人考慮有三條：第一，黨和行政機構以及整個國家體制要增強活力，就是說不要僵化，要用新腦筋來對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調動人民和各行各業基層的積極性。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增強活力，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各級領導班子的年輕化。中國的幹部老化僵化問題比你們嚴重，比如，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平均年齡恐怕比其他各國黨的都要大，我們黨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成員的平均年齡也都偏大。我們建國的時候不存在這個問題，那時領導人都比較年輕。從黨的十一大開始出現這個問題。這有客觀原因，一大批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被打倒了，後來解放了，重新恢復領導工作，所以領導班子年齡偏大。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各行各業領導班子都存在老化的問題，這是我們中國最特殊的問題。一般地講，老年人習慣勢力多一點，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考慮問題憑自己的經驗。現在世界突飛猛進地發展，科技領域更是如此，中國有句老話叫“日新月異”，真是這種情況。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要堅決執行領導班子年輕化的方針，但步子要穩妥，也不是隻講年齡這一條，還要德才兼備，並且要有經驗豐富熟悉情況的同志參加，形成梯級結構。年輕化這件事障礙不小，不克服不行，還要做許多工作。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包括精減機構，還包括其他許多內容。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調動積極性，權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內容。我們農村改革之所以見效，就是因爲給農民更多的自主權，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現在我們把這個經驗應用到各行各業，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至於各種民主形式怎麼搞法，要看實際情況。比如講普選，現在我們在基層，就是在鄉、縣兩級和城市區一級、不設區的市一級搞直接選舉，省、自治區、設區的市和中央是間接選舉。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人口這麼多，地區之間又不平衡，還有這麼多民族，高層搞直接選舉現在條件還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質不行。又比如講黨派，我們也有好多個民主黨派，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對於這一點，西方許多輿論也認爲，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來領導，許多事情很難辦，首先喫飯問題就解決不了。我們的改革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兩點是相互聯繫的，是一個問題。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道路。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總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針、政策、步驟都已經確定，現在的問題是要加快。關於政治體制的改革，我們正在議論，要在十三大以前理出個頭緒。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是用三年時間見效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比農村複雜，至少用三至五年的時間才能取得明顯的效果。政治體制改革更復雜，設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時間可以見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時間才能見效。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這是鄧小平同志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談話的一部分。）
第三卷 ·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