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言
底本此篇爲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講話，共十一段。文本把社會主義時期的失誤主要歸於「左」的錯誤，並以民主主義革命在糾正「左」的錯誤後取得勝利相類比。
“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誤了我們十年時間。說深一點，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從一九五七年就開始了。
第三卷 · 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從歷史上看，我們的民主主義革命也是在糾正“左”的錯誤之後才走上勝利的道路的，標誌就是遵義會議〔96〕。這次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89〕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官方注釋 2 條
- 〔96〕 遵義會議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和糾正了軍事上的錯誤，從組織上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第253、298、309頁
- 〔89〕 王明（一九○四――一九七四），即陳紹禹，安徽金寨人。一九三一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被補選爲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地位。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明等教條主義者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一切鬥爭，否認聯合，否認九一八事變後國內階級關係的明顯變化。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爲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統治達四年之久，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重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第234、253、309頁
第三卷 · 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中國共產黨在不斷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之後，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建國後的頭八年，也就是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們的發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當的。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們在政治上開展了反右派鬥爭〔80〕，當時反右是必要的，但擴大化了，打擊面太大了，這是錯誤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54〕和人民公社〔55〕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2〕的路線，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極端是“文化大革命”。不過，這些事情也給我們帶來經驗教訓。我們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然後深刻地檢討了我們的歷史，提出解放思想，恢復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任務。毛澤東同志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初期，都是正確的，正確的東西不能丟掉。在這個長時期中，毛澤東同志確實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結合得非常好，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採取與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由於充分尊重中國的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並順利地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這是我們歷史的正確方面。剛纔我所說的二十年“左”的錯誤，那是另一個方面。我們總結了我國革命和建設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從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這些方針政策，歸根到底就是恢復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根據這條思想路線來探索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現在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官方注釋 4 條
- 〔80〕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六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決定對右派進攻實行反擊。當時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必要的，但在鬥爭中犯了嚴重的擴大化的錯誤。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爲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復查，把錯劃的改正過來。――第197、234、253頁
- 〔54〕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提出總路線的同時，黨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先是在農業生產上片面追求高指標，報刊不斷宣傳“高產衛星”。在這種虛報浮誇的氣氛中，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一九五八年鋼的產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達到一千零七十萬噸。會後立即掀起了一個空前規模的“全民大鍊鋼鐵運動”。與此同時，其他工業、交通、郵電、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也都開展“全民大辦”。這種“以鋼爲綱”所帶起的一系列大辦，把“大躍進”運動推向了高潮，使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等爲主要標誌的“左”的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打亂了正常的經濟建設秩序，浪費了巨大的人力和資源，造成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第115、136、173、227、234、237、253、377頁
- 〔55〕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後，農村中出現把小型農業合作社併爲大社的熱潮，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並於八月被定名爲人民公社。同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人民公社未經試驗就迅速在全國普遍建立起來。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爲特點，實行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原則，一般爲一鄉一社，個別的一縣一社。公社內部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管理，貧富拉平，平均分配，無代價上調下屬生產隊以至社員的個人財產，導致“共產風”嚴重氾濫。一九五八年冬以後，特別是一九六一年春以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曾經爲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陸續糾正了一些錯誤，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人民公社所存在的過分集中與平均主義的問題，農民積極性和農村生產力仍然受到束縛。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民公社原有的體制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逐步改變。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設立鄉政府的規定，發出《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至一九八四年底全國基本完成這項工作。至此，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已不復存在。――第115、136、234、253、374頁
- 〔2〕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形勢，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陳雲、董必武等作重要發言。大會通過《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議》，並選舉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八大制定的正確路線，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瞭方向。――第2、254頁
第三卷 · 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四人幫”時期對共產主義的理解，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寧要貧窮的共產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簡直荒謬得很！馬克思主義又叫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在社會主義階段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在共產主義階段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資的極大豐富，難道一個貧窮的社會能夠按需分配？共產主義能夠是貧窮的嗎？我們在總結這些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這纔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我們國家來講，首先是要擺脫貧窮。要擺脫貧窮，就要找出一條比較快的發展道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呢？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於人民的。就是說，在我們的發展過程中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因爲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當然分配中還會有差別，但我們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經過若干年的努力，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體現出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走得對。
第三卷 · 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在對社會主義作這樣的理解下面，我們尋找自己應該走的道路。這涉及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文化領域等所有方面的問題。我們提出要搞建設，搞改革，爭取比較快的發展。說到改革，其實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來總理病重，把我從江西“牛棚”接回來，開始時我代替周總理管一部分國務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幫”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97〕，人民懷念周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粉碎“四人幫”以後，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定了以發展生產力爲全黨全國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發動了。
官方注釋 1 條
- 〔97〕 四五運動，又稱天安門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四月發生的反對“四人幫”的全國性羣衆抗議運動。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頓，使國內形勢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同年四月間清明節前後，在北京、南京和全國許多城市爆發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羣衆運動，受到“四人幫”極力壓制。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爲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廣大羣衆採取了抗議行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把這次抗議行動錯誤地判定爲“反革命事件”，並且撤銷了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撤銷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宣佈爲鄧小平平反，爲天安門事件平反。――第255頁
第三卷 · 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這一次改革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連溫飽都沒有保障，怎麼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一改革就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然後我們又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進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也是改革的內容之一，總的來說，都叫改革。經過將近九年的努力，百分之九十的農村人口解決了溫飽問題，全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前兩年完成了原定十年內翻一番的任務。
第三卷 · 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成功的經驗鼓勵了我們，增加了我們的信心。因此，黨的十三大〔84〕要決定加快改革的步伐，不僅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而且要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官方注釋 1 條
- 〔84〕 指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主持開幕式，趙紫陽作題爲《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這次會議的中心任務是進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大會闡述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確定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爲把中國建設成爲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大會選舉出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203、211、235、244、256、258、260、262、296、305、324、345頁
第三卷 · 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解決溫飽問題，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了。第二個目標是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第三個目標是在下個世紀的五十年內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現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過改革加快發展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用我們的實踐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用兩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來實現這個目標。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真正用事實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了。
第三卷 · 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這是我們的一些構想，現在我們要從理論上進行深刻、實際的闡述。我們走的路還會有曲折，錯誤也是難免的，但我們力求及時總結經驗，不要犯大的錯誤，更不要因爲小的曲折而縮手縮腳，不敢大膽前進。
第三卷 · 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你剛纔講的發展兩黨兩國關係的意見，我完全同意。我們之間過去的問題一風吹，一切向前看。關鍵是，第一，我們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克思主義；第二，我們都根據自己的特點，自己國家的情況，走自己的路。我們既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更不能丟掉我們制度的優越性。比如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我們的優越性。我們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當然也要有監督，有制約。現在提出黨政分開，但不管怎樣還是共產黨領導，是爲了更好地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共產黨也難免犯錯誤，但只要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改革，走自己的路，不犯大的錯誤，我們的事業就會蓬勃發展。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們的優越性。這種制度更利於團結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們做某一項決定，可以立即實施。又如解決民族問題，中國採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國聯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區域自治的制度。我們認爲這個制度比較好，適合中國的情況。我們有很多優越的東西，這是我們社會制度的優勢，不能放棄。所以，我們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第三卷 · 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這是鄧小平同志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時談話的一部分。）
第三卷 · 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