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我看了起草小組的提綱，感到鋪得太寬了。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當然要準確。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十一屆五中全會爲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同志平反，認爲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爲，既然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延安時期那一段，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比較完整地形成起來的一段。毛澤東思想中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包括黨的建設的理論和處理黨內關係的原則，在延安整風前後，都比較完整地形成了。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傾路線〔109〕，對照着講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正確路線，沒有專門講毛澤東思想的全部內容。現在這一次，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後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同志是犯了錯誤的。在講到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要對這一時期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爲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當然，議論過去，將來也難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討論當前工作的時候，聯繫着談談過去有關的事情。現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團結一致向前看。做到這點不那麼容易。決議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認識一致，不再發生大的分歧。這樣，即使談到歷史，大家也會覺得沒有什麼不同意見可說了，要說也只是談談對決議內容、對過去經驗教訓的體會。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麼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麼看？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彭德懷同志那一次〔110〕也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111）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112〕，還有瞿秋白〔107〕同志、李立三〔113〕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114〕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115〕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116〕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說了。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1〕的支持，纔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117〕。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83〕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麼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幹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處理得也是正確的。但是，高崗究竟拿出了一條什麼路線？我看，確實沒有什麼路線。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你們再斟酌一下。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101〕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118〕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統戰部寫了個報告給中央，提出錯劃的都要改正，沒有錯劃的不能改正。但是，對於沒有錯劃的那幾個原來民主黨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鬥爭前，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經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你們提綱中最後的幾條經驗寫得不錯，還可以考慮再加一兩條。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總起來說，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對有些同志在有些問題上的錯誤意見，要硬着頭皮頂住。重要的問題要加以論證。要儘快搞出個稿子來。（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總起來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論十大關係》是好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還說，必須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獲得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爲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幹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隊伍，這是一個宏大的隊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兩次鄭州會議〔119〕也開得及時。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廬山會議〔120〕前期還討論經濟工作。彭德懷同志的信一發下來，就轉變風向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作爲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儘管彭德懷同志也有缺點，但對彭德懷同志的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接着就是困難時期。一九六一年書記處主持搞工業七十條〔12〕，還搞了一個工業問題的決定。當時毛澤東同志對工業七十條很滿意，很讚賞。他說，我們終究搞出一些章法來了。在這以前，還搞了農業十二條〔121〕，人民公社六十條〔122〕。看起來，這時候毛澤東同志還是認真糾正“左”傾錯誤的。他在七千人大會〔123〕上的講話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124〕，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當然，毛澤東同志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中說，不要因爲提階級鬥爭又幹擾經濟調整工作的進行。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會以後，他自己又去抓階級鬥爭，搞“四清”〔125〕了。然後就是兩個文藝批示〔126〕，江青〔44〕那一套陸續出來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討論“四清”，不僅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提出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勢的發展可以看出來，調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經濟政治形勢很好，社會秩序很好。總之，建國後十七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面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後，毛澤東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77〕，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提綱中的幾條經驗，意思都好，看放在什麼地方講。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整個設計，可不可以考慮，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段，話不要太多。然後，建國以來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後有個結語。結語講我們黨還是偉大的，勇於面對自己的錯誤，勇於糾正自己的錯誤。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一九八○年四月一日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我們一開始就說，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很好體現原先的設想。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幾部分，事實差不多，敘述的方法、次序，特別是語調，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志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這段時間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都要寫到。這都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麼內容。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整個文件寫得太沉悶，不像一個決議。看來要進行修改，工程比較大。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同志正確的東西是什麼這方面。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爲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澤東同志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爲這符合歷史。是不是結語寫一段我們還要繼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中間還要批評“兩個凡是”的〔18〕觀點。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兩個凡是”的觀點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所謂按既定方針辦〔127〕，就是按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方針辦。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問題要講一講，也要講得恰當。毛澤東同志多次不贊成歌功頌德，提出不以個人名字給地方、企業命名，不祝壽、不送禮。我們現在的中央所堅持的這一套，就是毛澤東思想，當然我們也有具體化的內容。（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這次黨內四千人蔘加的討論還在進行，我看了一些簡報，大家暢所欲言，衆說紛紜，有些意見很好。決議討論稿的篇幅還是太長，要壓縮。可以不說的去掉，該說的就可以更突出。很多組要求把粉碎“四人幫”以後這段補寫上去。看來，這段勢必要寫。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關於毛澤東同志功過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麼寫，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找警衛局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說，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向戰士們宣讀了，還組織了討論，幹部、戰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接受。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總的來說，我們黨的歷史還是光輝的歷史。雖然我們黨在歷史上，包括建國以後的三十年中，犯過一些大錯誤，甚至犯過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我們黨終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還是毛澤東同志那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國內的人民也罷，國外的華僑也罷，對這點都有親身感受。也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真正實現了全國（除臺灣外）的統一。舊中國軍閥混戰時期不必說了，就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國家也沒有真正統一過，像對山西、兩廣、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統一。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瞭解。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是我們從決議起草工作開始的時候就反覆強調的。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當然，究竟怎麼個寫法好，還要認真研究大家的意見。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不說毛澤東思想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這些都對。但是應該承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我們黨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過程中，的確有很多發展。這是客觀的存在，歷史的事實。不管怎麼寫，還是要把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把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把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當前及今後工作的指導作用寫清楚。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七大〔128〕規定毛澤東思想爲全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但是我們黨還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發展到今天。這些事情，還不是毛澤東思想教育的一代人乾的？我們現在講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總之，不把毛澤東思想，即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應該作爲我們今後工作指南的東西，寫到決議裏去，我們過去和今後進行的革命、建設的分量，它的歷史意義，都要削弱。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紅軍時代中央革命根據地打AB團，打AB團的人品質都不好？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候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130〕。在那種異常緊張的戰爭環境中，內部發現壞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腦子發熱，分析不清，聽到一個口供就相信了，這樣就難於避免犯錯誤。從客觀上說，環境的確緊張。從主觀上說，當然也有個沒有經驗的問題。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幹部都整倒。如對賀龍〔131〕同志，林彪從一開頭就是要整的，毛澤東同志確實想過要保。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於後來愈整愈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揹着他乾的。不管怎樣，一大批幹部被打倒，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一個最大悲劇。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毛澤東同志到了晚年，確實是思想不那麼一貫了，有些話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評價“文化大革命”，說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八個字和七分成績怎麼能聯繫起來呢？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決議稿的輪廓可以定下來了。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今天我們也還需要從理論上加以闡述。當然缺點也有。從工作來看，有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是急了一些。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那個時候，黨和羣衆心連心，黨在羣衆中的威信比較高，社會風尚好，廣大幹部羣衆精神振作。所以，儘管遇到困難，還是能夠比較順利地渡過。經濟上發生過問題，但總的說還是有發展。充分肯定成績，同時也要講到反右派鬥爭、“大躍進”、廬山會議的錯誤。總的說來，我們還是經驗不夠，自然也有勝利之後不謹慎。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這一點，他曾經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這些事情寫清楚了，再寫“左”的思想的發展，以至於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關於“文化大革命”這一部分，要寫得概括。胡喬木〔132〕同志的意見，我是贊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後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氾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但是，這十年中間，也還有健康的方面。所謂“二月逆流”〔133〕，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覆鬥爭嘛。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胡耀邦〔96〕同志主張決議稿寫出後多聽聽老幹部、政治家，包括黃克誠〔134〕、李維漢〔135〕等同志的意見，這很對，我贊成。（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同《歷史決議》起草小組負責同志的談話）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前天我去看陳雲同志。陳雲同志對修改決議稿又提了兩條意見。一是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這個意見很好，請轉告起草小組。二是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陳雲同志說，他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受益很大。毛澤東同志親自給他講過三次要學哲學。他在延安的時候，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認真讀了一遍，這對他後來的工作關係極大。現在我們的幹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論聯合政府》等著作，選編一下。還要選一些馬恩列斯的著作。總之，很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了。也要學點歷史。青年人不知道我們的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這些意見，請你報告胡耀邦同志。歷史決議中關於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同《歷史決議》起草小組負責同志的談話）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決議稿已經經過幾輪的討論。討論中間有許多好意見，要接受。也有些意見不能接受，比如，說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106〕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那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黨還存在，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八屆十二中全會時周恩來同志有個說明，說十位中央委員去世，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上十位，這樣，中央委員出席的就是五十位，過半數了。這就是講的合法性。不管八屆十二中全會也好，九大也好，按照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時對一九三一年上海臨時中央和以後由臨時中央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是否合法這個問題的決策〔136〕（那個決策是英明的），說它們是非法的不好。有的同志說，“文化大革命”中黨不存在了。不能這樣說。黨的組織生活停止過一段時間，但是黨實際上存在着。否則，怎麼能不費一槍一彈，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幫”呢？“文化大革命”中間，我們還是有個黨存在。如果現在否定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於說我們有一段時間黨都沒有了。這不符合實際。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儘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爲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137〕訪華。同年十月，聯合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投票贊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使美國很難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138〕訪華，上海公報簽字。九月恢復中日外交關係。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代表我國政府發表講話〔56〕，受到熱烈歡迎，講完以後，許多國家的代表前來熱情握手。這都是事實。（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同《歷史決議》起草小組負責同志的談話）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這個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經過不曉得多少稿。一九八○年十月四千人討論，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見；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討論的基礎上，又進行修改，反覆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幾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現在拿出這麼一個稿子來。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這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於搞？不行，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當然，需要一個好的稿子。現在這個稿子，在我看來，起碼是有一個好的基礎。這個稿子是根據一開始就提出的三項基本要求寫的。現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項基本要求的。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爲了要早一點拿出去，再搞四千人討論不行了，也不需要，因爲四千人的意見已經充分發表出來了，而且現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吸收了他們的意見。現在的方法，就是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七十幾個人，花點時間，花點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細緻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來；定了以後，提到六中全會。設想就在黨的六十週年發表。紀念黨的六十週年，不需要另外做什麼更多的文章了。也還需要有些紀念性質的東西，但主要是公佈這個文件。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要說有缺點，就是長了一點。我們總是想把它縮短到兩萬字以內，最後要求兩萬五千字，現在是兩萬八千字。現在看來，多三五千字沒有關係，勉強縮短也不必要。當然，如果大家討論當中能夠在一些地方壓縮點篇幅，那更好了。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這個文件是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討論的基礎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見這裏面吸收了。比如陳雲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國以前的二十八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現在前言有了。還有其他許多重要的意見，大家一看就曉得哪些是根據大家提的意見修改的。當然，也有些意見沒有接受。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總之，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第二，我們三十二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這些錯誤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還是別人也有點份？這個決議稿中多處提到我們黨中央要承擔責任，別的同志要承擔點責任，恐怕這比較合乎實際。第四，毛澤東同志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總的來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現在這個稿子是個好稿子。我們原來設想，這個決議要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評價“文化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使這個決議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歷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這個決議寫了一年多了。中間經過四千人的討論，以後是幾十人的討論，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這次六中全會預備會的討論是第四輪了。我看是相當認真、嚴肅，也相當仔細了。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就有個分寸問題。我們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鬥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過去我們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過去我們講黨的歷史上多少次路線鬥爭，現在看，明顯地不能成立，應該根本推翻的，就有劉少奇、彭、羅、陸、楊〔139〕這一次和彭、黃、張、周〔140〕這一次，一共兩次。高饒事件的基本結論是維持了，但也不好說是什麼路線鬥爭。說羅章龍是路線錯誤，老實說也沒有說中。羅章龍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另立中央。高饒事件也是類似那麼一個性質，當然還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錯誤不到半年，李立三隻三個月。過去評價歷史上的路線鬥爭並不準確，這是我們不主張提路線鬥爭的一個理由。還有一個理由，過去黨內長期是這樣，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所以，我們要很鄭重地來對待這個問題，這是改變我們的黨風的問題。對十一大〔52〕，不要說什麼路線錯誤。對“文化大革命”，我們也不說是路線錯誤，按它的實質分析就是了，是什麼就是什麼。實際上，現在這次決議對“文化大革命”錯誤性質的分析，超過了過去所謂路線錯誤的概念。當然，不提路線鬥爭並不是說路線兩個字就一概不能用了。比如三中全會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這樣的提法以後還可以用。不但路線，總路線也可以用，現在我們就講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新時期的總路線。這次決議也用了路線這兩個字，不是沒有用。有些場合拿路線兩個字來表達比較順當，比較自然，而且一講就明白。但是，黨內鬥爭是什麼性質就說是什麼性質，犯了什麼錯誤就說是什麼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鬥爭的提法。這次決議開個先例，以後也這麼辦。這是第一點。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第二點，爲什麼我們這次要強調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時間裏，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我們說，制度是決定因素，那個時候的制度就是那樣。那時大家把什麼都歸功於一個人。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當然，在那個條件下，真實情況是難於反對。但是，不能迴避“我們”，我們承擔一下責任沒有壞處，還有好處，就是取得教訓。這是從中央領導角度上說的，地方上沒有責任。我和陳雲同志那時是政治局常委，起碼我們兩個負有責任。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也要承擔一些責任。合不合乎實際？也合乎實際。這樣站得住腳，益處大。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原來講要實事求是，以後加一個要恰如其分，就是這個意思。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第三點，討論當中提到粉碎“四人幫”以後頭兩年的問題，曾經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華國鋒〔23〕同志的名字？後來我們大家斟酌，認爲不提名字還是不行。這次決議應該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會議的通報〔141〕相銜接。現在這個決議稿子裏面的許多措辭比通報要溫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減輕一些，我看這樣比較好。爲什麼？因爲這是叫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那個是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這是要放到歷史裏面去的一個文件。當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歷史裏面去的，但是這個歷史決議是更莊重的一個文件，我想，分量更恰當一些，沒有壞處。但是，華國鋒同志的名字在這裏需要點，因爲合乎實際。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首先是這個問題。政治局決議正確不正確，華國鋒同志的工作應該不應該變動？要回答這個問題。同時，按現在的政治動態來說，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現在“四人幫”的殘餘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誰的旗幟？過去是打“四人幫”的旗幟，現在打誰的旗幟？就是打華國鋒的旗幟，就是擁護華國鋒。所以，這種動態很值得注意。當然，我們應該說，我跟好多同志也說過，這些事華國鋒同志本人沒有責任，他自己並沒有搞什麼活動。但是，這種社會動態值得注意。所以，我們這個決議裏面寫上華國鋒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錯誤，對於全黨、對於人民有益，有好處，對華國鋒同志本人也有極大的好處。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另外有些問題，比如“文化大革命”原因中提不提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決議中不涉及沒有壞處。如果有必要反對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將來搞其他文件再說，來得及。這裏不涉及這個問題。這裏要批判的是另一個問題，就是對列寧關於小生產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一段話的誤解或教條化，搬錯了。我們這次講“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資產階級，也不必照樣搬用過去的提法，說每一個錯誤的根源就一定是三個，一定都有社會根源、思想根源、歷史根源。我們這次有個新的講法，也好。（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期間的講話）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進行的。起草小組主要由胡喬木同志負責。從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鄧小平同志多次談過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見。這是其中九次談話的節錄。）

第二卷 · 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推定 1979–198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