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言
底本此篇未標日期，爲同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負責同志談話的要點，9段。指出思想戰線存在渙散軟弱、不敢批評的狀態，並提到批評《苦戀》及學生、文聯中的事例。
前些時候我同胡耀邦〔96〕同志說了，要找宣傳部門談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特別是文藝問題。黨對思想戰線和文藝戰線的領導是有顯著成績的，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簡單化和粗暴的傾向，這也不能否認和忽視。但是，當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我認爲是存在着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現在我們開展批評很不容易，自我批評更不容易。黨的三大作風〔66〕有一條講的是自我批評，這是我們區別於其他政黨的主要標誌之一，但是，現在對不少人來說，這一條很難做到。
官方注釋 2 條
- 〔96〕 胡耀邦（一九一五――一九八九），湖南瀏陽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一九八○年二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九八一年六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委員會主席。――第239、303、383、389頁
- 〔66〕 黨的三大作風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羣衆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第117、165、389頁
第二卷 · 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 （推定 1979–1982 年）
六中全會以前，總政提出了批評《苦戀》的問題。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喫驚。有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有的學生反映：黨組織在學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講話就把它吹了。學校黨委注意了這件事，但是沒有採取措施。倒是一個女學生給校黨委寫了一封信，批評了我們思想戰線上軟弱無力的現象。還有新疆烏魯木齊市有個文聯籌備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鳴大放了一通，有許多話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像這一類的事還有不少。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回憶一下歷史的經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101〕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後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於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不僅文藝界，其他方面也有類似的問題。有些人思想路線不對頭，同黨唱反調，作風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賞他們，熱心發表他們的文章，這是不正確的。有的黨員就是不講黨性，堅持搞派性。對這種人，決不能擴散他們的影響，更不能讓他們當領導。現在有的人，自以爲是英雄。沒受到批評時還沒有什麼，批評了一下，歡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一定要認真扭轉。當然，這種現象有它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動亂的後遺症，同時也是由於外來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對各種人的情況需要作具體分析。但是當前的主要問題不在於有這些現象，而在於我們對待這些現象處置無力，存在着渙散軟弱的狀態。當然，對待當前出現的問題，要接受過去的教訓，不能搞運動。對於這些犯錯誤的人，每個人錯誤的性質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認識，如何處理，都要有所區別，恰如其分。批評的方法要講究，分寸要適當，不要搞圍攻、搞運動。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評和自我批評一定不行。批評的武器一定不能丟。那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講話以後，有一部分學生說，這樣下去要亡國的。他和我們是站在對立的立場。《太陽和人》，就是根據劇本《苦戀》拍攝的電影，我看了一下。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裏去了呢？有人說這部電影藝術水平比較高，但是正因爲這樣，它的毒害也就會更大。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官方注釋 1 條
- 〔101〕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指這一年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六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決定對右派進攻實行反擊。當時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必要的，但在鬥爭中犯了嚴重的擴大化的錯誤。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決定對被劃爲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復查，把錯劃的改正過來。――第243、277、294、380、390頁
第二卷 · 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 （推定 1979–1982 年）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肯定會天下大亂，四分五裂。歷史事實證明了這一點。蔣介石就從來沒有統一過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沒有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對待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麼政治運動，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評的武器。
第二卷 · 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 （推定 1979–1982 年）
關於《苦戀》，《解放軍報》進行了批評，是應該的。首先要肯定應該批評。缺點是，評論文章說理不夠完滿，有些方法和提法考慮得不夠周到。《文藝報》要組織幾篇評論《苦戀》和其他有關問題的質量高的文章。不能因爲批評的方法不夠好，就說批評錯了。
第二卷 · 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 （推定 1979–1982 年）
一部分青年人對社會的某些現狀不滿，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導，不好好引導就會害了他們。近幾年出現很多青年作家，他們寫了不少好作品，這是好現象。但是應該承認，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間，確實存在着一種不好的傾向，這種傾向又在影響着一批青年讀者、觀衆和聽衆。堅持社會主義立場的老作家有責任團結一致，帶好新一代，否則就會帶壞一代人。弄不好會使矛盾激化，會出大亂子。總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搞無政府狀態。試想一下，《太陽和人》要是公開放映，那會產生什麼影響？有人說不愛社會主義不等於不愛國。難道祖國是抽象的嗎？不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愛什麼呢？港澳、臺灣、海外的愛國同胞，不能要求他們都擁護社會主義，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否則怎麼叫愛祖國呢？至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每一個公民，每一個青年，我們的要求當然要更高一些。對我們黨員中的作家、藝術家、思想理論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們必須遵守黨的紀律，而現在的許多問題正出在我們黨內。黨如果對黨員不執行紀律，還怎麼能領導羣衆呢？我們堅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不會改變的。我們在思想文化的指導工作中還存在着“左”的傾向，這也必須堅決糾正和防止。但是，這絲毫不是說可以不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新的團結，這就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堅持“雙百”方針也離不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批評要採取民主的說理的態度，這是必要的，但是決不能把批評看成打棍子，這個問題一定要弄清楚，這關係到培養下一代人的問題。我剛纔提出的需要進行批評的作品、觀點，只是一些例子，還有一些其他類似的文章，理論界也有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不一一列舉了。《苦戀》和那個青年詩人的講話，爲什麼還有那麼一些人支持？這值得我們思想戰線上的同志深思。
第二卷 · 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 （推定 1979–1982 年）
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後，我們的思想界比較清醒了一些，再加上對非法組織、非法刊物採取了堅決取締的措施，所以情況有了好轉。但是我們現在仍然要保持警惕。現在有些人打起擁護華國鋒〔23〕同志的旗幟，要打倒誰和誰，要注意。這反映出當前鬥爭情況的複雜性，促使我們提高警惕。
官方注釋 1 條
- 〔23〕 華國鋒，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採取斷然措施，粉碎“四人幫”，他和葉劍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後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國務院總理。一九八○年九月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鑑於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推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一致同意他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第42、247、309、320、350、393頁
第二卷 · 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 （推定 1979–1982 年）
關於對《苦戀》的批評，《解放軍報》現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藝報》要寫出質量高的好文章，對《苦戀》進行批評。你們寫好了，在《文藝報》上發表，並且由《人民日報》轉載。
第二卷 · 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 （推定 1979–1982 年）
總之，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黨的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礎上，團結一致，整齊步伐，努力工作，使我們的思想戰線、文藝戰線和其他戰線都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第二卷 · 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 （推定 1979–1982 年）
（這是鄧小平同志同中共中央宣傳部門負責同志的談話的要點。）
第二卷 · 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 （推定 1979–198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