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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7 篇 · 第一卷

太行區的經濟建設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編者導言

底本此篇爲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延安《解放日報》所刊文章,共十七段。開頭回顧六年敵後抗戰,列舉敵人封鎖掠奪、壯丁被徵與掃蕩破壞的困難,落到太行經濟戰線。

敵後抗戰是一個極複雜、極艱難的鬥爭,我們已經勝利地渡過了整整的六年,並且已經奠定了繼續堅持爭取最後勝利的基礎。以八路軍這樣窳劣的武器,四年來沒有得到一個銅板一顆子彈的接濟,而能戰勝各種困難,與強大的敵人進行短兵相接的鬥爭,這不能不是一個奇蹟。究竟它的祕訣在什麼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們有一個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指導原則。依據這個原則,從無數的戰鬥中,才創立、保衛與鞏固了各個抗日根據地,才箝制了日寇在華總兵力的一半,減輕了大後方正面作戰的負擔。如人所共知的,我們同敵人進行了嚴重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務的鬥爭,大大地發揚了根據地和敵佔區人民的抗日積極性,堅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還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們在敵後還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經濟戰線的鬥爭,而且獲得了不小的勝利。也正是因爲有了這一經濟戰線的勝利,我們纔有可能堅持敵後抗戰六年之久,並且還能繼續堅持下去。

第一卷 · 太行區的經濟建設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敵後的經濟戰線鬥爭的尖銳程度,絕不亞於軍事戰線。敵人對我們的經濟進攻,是與軍事、政治、特務的進攻密切結合着的,是極其殘暴的。在敵佔區,敵人實行了無窮盡的人力、物力的掠奪。人民的負擔超過了全部收入的二倍到三倍,糧食、金錢沒有了,還不得不以傢俱折價繳納負擔。而人力的掠奪尤足驚人,大批壯丁被捉走服役,支差難以數計。據敵酋宣佈:“華北封鎖溝的長徑等於長城的六倍,環繞地球一週的四分之一”。這都是敵佔區人民的血汗堆積起來的。因此,形成了敵佔區連年的歉收和今年嚴重的災荒。而敵人又利用這個災荒挑撥人民到根據地搶糧,企圖形成抗日根據地與敵佔區中國人之間的嚴重對立。對抗日根據地,敵人實行了一面封鎖一面掠奪的政策,封鎖我們的必需物資,吸收我們的有用物資(如糧食),不斷地對邊地蠶食和在每次“掃蕩”時大肆搶掠摧毀――殺人、捉壯丁、燒房子、毀農具、搶耕畜、燒糧食、損毀青苗。敵人極盡殘暴之能事,其目的則在於“毀滅抗戰生存力”。在敵人這樣的摧殘之下,人民創傷極其深重,如不採取有效辦法,一旦人民元氣耗盡,一旦軍需民食沒有保證,敵後抗戰的堅持是不能設想的。太行區就在這樣的警惕下,加強了對於經濟戰線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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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後的經濟戰線,包含了兩個不能分離的環節,一是對敵展開經濟鬥爭,一是在根據地展開經濟建設。沒有對敵鬥爭,談不上根據地建設,沒有根據地建設,更談不上對敵鬥爭。我們各種具體的經濟政策,都是照顧了這兩方面而訂出的。抗戰初期,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經濟建設方向,六年來我們就在這個方向下進行我們的建設的工作。經過了無數曲折,遇到過不少的困難,到現在,我們才摸索出了一條道路,這條道路使我們不僅保障了抗戰的需要,保護了人民的利益,打擊了敵人的掠奪計劃,而且爲反攻和戰後建設做了不少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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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究竟我們做了些什麼,並且獲得了什麼經驗和教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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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確定了發展生產是經濟建設的基礎,也是打破敵人封鎖、建設自給自足經濟的基礎,而發展農業和手工業,則是生產的重心。經驗告訴我們:誰有了糧食,誰就有了一切。戰時糧食普遍缺乏。我們處在農村只能以農業生產爲主。敵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糧食的供給,我們有了糧食,不但軍民食用無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糧食和其他農業副產物去同敵人鬥爭,並能換得一切必需的東西。同時只有農業的生產,才能給手工業以原料,使手工業發展有了基礎;而手工業的發展,正可以推動農業的生產,正可以抵制敵貨的大量傾銷,實現自給自足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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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生產,不能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需要正確的政策和精細的組織工作。我們的減租減息〔50〕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給發展生產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凡是減了租息的地方,廣大勞動人民的抗戰熱情和生產積極性都大大增強了。而在減租減息之外,政府還規定必須交租交息。以減租減息交租交息政策穩定各階層的關係,加強各階層的團結,號召各階層人民努力生產積蓄,由自給自足向着豐衣足食的道路前進。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還頒佈了重要法令,規定“存糧存款不負擔”,“僱工工資一半不負擔”,“羊羣不負擔”,“負擔照抗戰後平年應產糧計算,多收產糧歸人民自己”等等,並獎勵勞動英雄和“吳滿有運動”〔59〕的參加者,這就是在限制封建剝削下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方針。這也正是孫中山先生給我們指示出的道路。我們的工商業政策,給了發展農業和手工業以很大的便利,政府規定的工業負擔是最輕的,因而手工業,特別是家庭紡織業,近年來有了相當的發展。較大工業的建設,則因爲游擊戰爭的環境的限制,幾乎是不可能的。

官方注釋 2 條
  • 〔50〕 。――第128頁
  • 〔59〕 吳滿有,陝西橫山人,一九二八年逃荒到延安務農。一九四二年在大生產運動中努力開荒生產,成績顯著,成爲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區農民開展“吳滿有運動”,掀起了學習吳滿有、大力開荒生產的熱潮。――第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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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產的組織與領導方面,抗日民主政府與羣衆團體曾經盡了很大的努力。我們的軍隊也積極地參加了這個戰線,給人民以不少的鼓舞和幫助。農業生產是貫穿於全年而又富於季節性的事情,嚴格說來,無所謂農閒時間。犁地、選種、下種、選苗、鋤草、夏收、秋收,還要適時地積肥、施肥(第二年的肥料頭一年六月就要開始準備)――我們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時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們發動人民的生產熱忱,反對懶漢,組織勞動力並實行調劑,改良種子,解決牲畜農具的需要,發動兒童拾糞,號召婦女參加生產,調解租佃關係和主僱關係,以及發動植樹、修渠、打井、造水車等事業,所有這些,無一不是非常具體的工作。同時政府每年還舉辦了數百萬元到千萬元的低利和無利的貸款。凡是於人民有利的事情,無不盡力提倡與實行。正因爲我們注意了生產的組織與領導,人民許多困難被克服了,“增加生產、改善生活、準備反攻”的口號,響遍了太行山的每個角落,獲得了生產戰線上年復一年的勝利。我們的軍隊,除了自己生產解決一部分軍費之外,每到農忙時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軍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塊勞作。而且恰恰在這樣的季節,正是敵人向根據地進行帶摧毀性的蠶食和“掃蕩”的時候。所以軍隊不但要幫助人民生產,還要同民兵一塊保護人民的耕種收割,這正是軍民能夠打成一片的理由,也正是我們軍隊之所以被稱爲人民子弟兵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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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業的發展還是不夠的,但就現有的成績已經大大地減少了敵佔區貨物的輸入。這裏沒有外來的洋油、香菸、肥皂和奢侈品,自制的香菸等已夠本區供給有餘,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織物和紙張,能夠往外運銷。我們所缺少的是食鹽和火柴,來源雖並不困難,但現在也正逐漸製造火鐮作爲火柴的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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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冬今春,太行區的旱災面積佔根據地的五分之一,而敵佔區流入的災民還有很大的數目。這是幾年來最困難的關頭。我們組織了巨大的救災工作和春耕運動,現在大致已經渡過了難關。只要雨水不缺,人民很快就可緩過氣來。我們救災的辦法,除了部分的社會互濟之外,基本上是靠生產。政府拿出了大批款子,貸給災民。有的是紡織貸款,如武安一縣就貸款組織了兩萬多婦女參加紡織生產。她們每天勞動所得,可以維持一個半到兩個人的生活,婦女地位大大提高了。有的是水利貸款,今年修渠貸款即達四五萬元,工人全系災民,每人每天三斤小米的工資,可以節餘一部分養家。我們曾從產糧的敵佔區獲得糧食來低價(相當市價的一半或三分之二)賣給災民,而運輸這些糧食的都是災民,可以得到運輸工資養家。合作社也到處發展起來了。在敵佔區的災民,是流離失所與大批的死亡;在抗日民主根據地,災民比往年要苦一些,但在政府有計劃有組織的救濟之下,仍然充滿了對敵人對自然作鬥爭的活力。我們的軍隊和政民幹部,在災荒嚴重的區域,成了生產的主力軍,專員、縣長、司令員、政治委員都親率幹部戰士去幫助災民種地,更給了災民以很大鼓舞。現在下種間苗已經完畢,只要雨水及時,不致形成連續性的災荒。大批來自敵佔區的災民,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幫助,解決了他們居住、糧食、農具、種子等困難,開出來的荒地,青苗已經長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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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和領導人民生產的事業上,我們也並非萬事如意的。主觀主義和粗枝大葉的毛病,妨礙了不少工作的進步。在抗戰初期,曾有支差過多、浪費民力的現象,這個毛病很快就得到了克服。政府規定只有專員公署和軍分區以上的機關纔有支差的權力,在農忙時禁止支差,軍隊應自己背糧馱炭。這是一個很大的善政。以後我們又發現了一些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作風,如過多的羣衆會議、幹部會議,乃至人民武裝過多的放哨和操練,都妨礙了農民的耕作。因此,曾具體規定了會議、下操的時間,取消平時的崗哨。我們的幹部對生產的事情瞭解太少,常從主觀的願望去決定問題。比如在春耕時,才提出兒童拾糞的口號,才注意到選種等工作,這是何等的荒謬!又如對發展手工業的領導,很多還是空洞的號召,忽視了羣衆問題的具體解決。合作運動也還不能令人滿意。這些還有待於今後的努力與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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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說到我們的負擔政策。我們實行的是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的原則,是量入爲出與量出爲入的配合,既照顧人民的負擔能力,又照顧抗戰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負擔辦法適合於獎勵發展生產的需要。上面所說的“存糧存款不負擔”等法令,都是爲着這個目的:減輕人民的負擔。我們除了一貫地提倡節約、反對浪費和嚴懲貪污(貪污五百元以上的處死刑)之外,還實行了連續兩次的精兵簡政,一九四三年度公糧比一九四二年度減少了百分之十六到十七,這是實際的效果。歷史上最大的病政之一,是村款的浩大。我們很早就實行了以縣爲單位統籌統支的辦法,規定村無派款權,改革了這個病政。邊區臨時參議會〔9〕通過的統一累進稅〔60〕辦法,將於今年在太行區實行,這更確實照顧了各階層的利益,負擔面有了擴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規定負擔人數達到總人數百分之八十的政策。統一累進稅實行以後,不僅可以進一步奠定財政的基礎,而且必然提高各階層的生產熱忱。

官方注釋 2 條
  • 〔9〕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冀南、太行、太嶽行政聯合辦事處決定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提議,邀請黨政軍民各界組織邊區臨時參議會籌委會,在管轄範圍內進行選舉參議員的活動。同年七月七日,晉冀豫邊區臨時參議會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開幕,參加會議的包括冀南、太行、太嶽和冀魯豫四個地區的參議員。七月九日,晉冀豫邊區臨時參議會改名爲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它是邊區最高權力機關。――第21、37、83頁
  • 〔60〕 統一累進稅 是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民主政府實行的稅收制度。這種稅制把對農村同時徵收的幾種資產稅與收入稅統一於一種稅中。稅率按納稅富力分等累進。這裏的“統一累進稅”辦法指《晉冀魯豫邊區統一累進稅暫行稅則》,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頒佈。――第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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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我們的稅收貿易政策,是採取“對外管理對內自由”的原則。爭取出入口平衡是我們努力的目標。爲了便利對敵鬥爭,我們把稅收和貿易兩個部門,置於工商管理局的單一領導之下,用嚴格的稅制來保護根據地的經濟,並使對敵鬥爭容易得到勝利。我們禁絕了一切奢侈品,限制了非必需品的輸入,同時組織根據地非必需品和多餘物品如藥材、草帽等等的輸出,以換取外來的物資。爲此,我們組織了帶羣衆性的緝私工作,給緝私者以較高的獎勵,嚴懲舞弊營私。組織商人蔘加對敵經濟鬥爭,甚爲重要。所以,對敵佔區貿易不能採取政府統制一切的辦法,而是管理的辦法。對內尤不能壟斷,而應採取貿易自由的辦法。對於商人的投機行爲,則利用公營商店及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壓抑。實行這種辦法的結果,大大加強了對敵鬥爭的力量,增加了稅收,繁榮了市場,保障了人民的需要。太行、太嶽物價之低,在很長一個時候,爲他區所不及。今年災荒的克服,我們實行的糧食調劑和棉布交易起了極大的作用。當然,在這方面,我們的同志也曾發生過錯誤,比如一個時期曾打斷對外的交易,開始時對商人作用的認識不夠,以及對內的合作社統制思想,都停滯了根據地的經濟建設。還有,在對外貿易中,組織了過多物資的輸出,忽視了掌握物資以與敵人鬥爭的重要,也一度使我們喫了很大的虧。而工商管理部門,熱心於貿易投機,忽視了生產合作事業的發展,忽視了一點一滴地去開發輸出的物資(如發動人民挖藥材,收買豬鬃等),都是很大的毛病。這些,是我們糾正過了或正在糾正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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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貨幣政策,也是發展生產與對敵鬥爭的重要武器。貨幣政策的原則,是打擊僞鈔保護法幣〔61〕。我們鑑於敵人大發僞鈔,掌握法幣,大量掠奪人民物資的危險,所以發行了冀南鈔票〔38〕,作爲本戰略區的地方本幣。實行的結果,打擊了敵人利用法幣的陰謀,縮小了僞鈔的市場,強化了對敵經濟鬥爭的陣容,給了根據地經濟建設以有力的保障。爲了保障本幣的信用,我們限制了發行額,大批地貸給人民和投入生產事業,取得了人民的熱烈擁護,本幣的信用是很鞏固的。我們不斷地對敵佔區進行政治攻勢以及適時地利用物資,給了僞鈔以相當的打擊。但是不能因此對僞鈔作出過低的估計,過分地估計了它的動搖程度,而作出冒險的或失當的處置。

官方注釋 2 條
  • 〔61〕 國民黨政府爲了控制全國金融,禁止銀元流通,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實行法幣政策,規定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後加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的紙幣爲法定的全國統一流通的貨幣,簡稱法幣。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通貨惡性膨脹,法幣急劇貶值,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發行金圓券代替崩潰的法幣。――第84頁
  • 〔38〕 冀南鈔票(簡稱冀鈔)是晉冀豫邊區冀南銀行發行的法定貨幣。一九三九年十月開始在冀南、太行地區發行。後在整個華北地區流通,對保障和促進華北地區生產、貿易的發展和經濟建設起過重要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後,發行全國統一使用的人民幣,冀鈔停止發行和流通。――第36、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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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敵佔區和游擊區,我們採取了減輕人民對敵負擔、保護人民的利益的方針,作爲一切敵佔區政策的出發點。敵人掠奪糧食,我們就幫助人民採取武裝的以及各式各樣的方法打擊敵人的搶糧計劃;敵人要抓丁,我們就組織壯丁逃跑,並與人民共同打散集合的壯丁。諸如此類的鬥爭,幾年來沒有一天停止過。沒有這樣短兵相接的尖銳鬥爭,敵佔區同胞的慘狀不知變成如何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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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就是太行區經濟建設的簡略介紹。從這裏,我們得到了些什麼經驗呢?我們的經驗是:第一,敵後的一切離不開對敵的尖銳鬥爭,我們每一點經濟建設的果實,都是用血換來的。第二,沒有正確的政策,就談不上經濟建設;而這些政策的訂定,必須以人民福利和抗戰需要爲出發點。第三,任何一個經濟建設的事業,沒有廣大人民自願地積極地參加,都是得不到結果的。第四,將大批的得力幹部分配到經濟戰線上去,幫助他們積累經驗,才能使經濟建設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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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鬥爭更加殘酷,抗戰勝利還要經歷一個相當的過程。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戰爭、生產、教育,是敵後的三大任務〔62〕。我們一切爲着戰爭的勝利,生產正所以保障戰爭的勝利,教育則爲戰爭、生產而服務,把三者密切地結合起來,就是不可戰勝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強經濟建設的領導,應該是今後始終貫徹的方向。

官方注釋 1 條
  • 〔62〕 引自毛澤東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彭德懷的電報。原文是:“敵後各根據地的中心工作是戰爭、經濟與教育三項。”――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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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於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延安《解放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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