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言
底本此篇未標日期，正文首行註明一九六五年六月與十二月。全文十八段，爲同亞洲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兩次談話的節錄，回顧遵義會議到七大十年處理黨內問題的經驗。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月）一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我想介紹一下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從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68〕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七大這十年中間處理黨內問題的一點經驗。
官方注釋 1 條
- 〔68〕 遵義會議 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和糾正了軍事上的錯誤，從組織上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第88、153、263、298、338頁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從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們黨的六屆四中全會〔208〕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時間犯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67〕，我們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損失，到最後在蔣介石統治區損失幾乎百分之百，在紅軍蘇維埃區損失百分之九十。“左”傾路線統治時期，不僅完全拒絕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而且把毛澤東同志調離黨和軍隊的領導崗位，一直到長征。長征的前一段，因爲沒有毛澤東同志的指揮，所以就犯錯誤，使紅一方面軍由八萬人減少到三萬人。到了遵義，王明〔209〕、博古〔210〕路線不能繼續下去了，怎麼辦？就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纔開始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當時，毛澤東同志在遵義會議上採取了正確的方針，只是提出軍事路線的錯誤，還不提政治路線錯誤。毛澤東同志在那時候沒有當總書記，博古的總書記當然當不成了，但還是由曾經站在王明路線一邊的洛甫〔12〕當總書記。爲什麼這樣呢？就是要把犯錯誤的同志團結起來，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正確處理黨內問題的政策，使大家團結起來了，渡過了最困難的時刻，完成了長征。長征結束以後，毛澤東同志還沒有當總書記。當然，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了。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們黨採取總結經驗的方法，用整風的方法，把歷史上兩條路線的鬥爭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26〕，才得出最後的結論，並在組織上把毛澤東同志選爲中央委員會的主席（那時候改變了形式，不叫總書記了）。這就是說，毛澤東同志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是採取團結的態度。“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那個時候形成的。這項工作花了十年的時間，使犯錯誤的同志真正瞭解他們的錯誤，他們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黨更加團結起來了。在這個基礎上爭取了抗戰的勝利，迎來了全國的解放。所以，處理黨內的問題，可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比較快比較急地解決問題，一種是耐心地花較長的時間來解決問題。當然不是說任何時候，對任何性質的問題，都一定要花上十年時間去解決，主要是看採取這個方法的效果怎麼樣，這個效果就是教育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使全黨對於黨內的是非問題、兩條路線的是非問題弄得更清楚，並受到教育。簡單地從組織上解決問題是不是牢靠呢？還是從思想上解決問題牢靠。當然，我們的經驗不一定適合你們黨內鬥爭的情況，但是這也算作是一種方法，供你們參考，因爲任何一個黨都可能遇到這樣的問題。
官方注釋 6 條
- 〔208〕 六屆四中全會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王明等人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的統治。――第338頁
- 〔67〕 指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以教條主義者王明爲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等人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否認九一八事變後國內階級關係的明顯變化，把中間勢力當成“最危險的敵人”；繼續推行“城市中心論”，主張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形成全國的勝利。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爲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對不同意他們錯誤主張的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統治達四年之久，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第87、338頁
- 〔209〕 王明 即陳紹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屬金寨縣）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起，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此後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前，是黨內“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國後，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會後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在此期間，犯有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他長期拒絕黨的批評和幫助。一九五六年後一直滯留蘇聯。一九七四年去世。――第338頁
- 〔210〕 博古 即秦邦憲（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蘇無錫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這期間，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遵義會議後，被撤銷了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抗日戰爭初期，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後，在延安創辦和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自己過去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繼續當選爲中央委員。一九四六年四月因飛機失事遇難。――第338頁
- 〔12〕 洛甫 即張聞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蘇南匯張家宅（今屬上海川沙縣）人。一九三四年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負總責。一九三八年後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第24、339頁
- 〔126〕 七大 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大會決定了黨的路線，這就是“放手發動羣衆，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大會通過了新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新黨章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爲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次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爲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第151、212、258、263、339頁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我們歷來對兄弟黨講，制定自己的適合於本國情況的戰略和策略，綱領和要求，只能由各國黨自己搞。自己搞，可以取得經驗，正確的是自己的，錯誤的也是自己的，自己去總結。錯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只要善於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不斷地總結經驗，總是能夠不斷地前進的。我們黨對兄弟黨只是介紹我們的經驗，這些經驗哪些可以借鑑，哪些不能借鑑，完全由各個黨自己去選擇。但是我們相信毛澤東同志總結出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則，這就是每一個黨都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的革命實踐、本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才能夠制定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才能夠贏得革命的勝利。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如果要說我們的經驗，那就是：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戰略和策略要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情況，要作深入的瞭解。我們這個黨，建立不久就確定中國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根據這個社會性質來確定我們的革命階段、革命對象和革命動力，規定反帝反封建是我們第一階段的革命任務。但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這個任務就等於真正懂得什麼叫反帝反封建嗎？不！因爲制定和執行反帝反封建的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是很不容易的。在這個革命階段當中，應當如何反帝反封建，依靠什麼力量，團結什麼力量，打擊什麼力量，這些問題，我們黨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沒有解決，沒有搞清楚。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比如對於農民問題，我們黨歷來就明確，農民佔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要發動農民。從我們黨成立到大革命的時候，農民運動有很大的發展。但是，是不是農民運動發展了，就等於我們黨瞭解了農民呢？沒有。毛澤東同志說，他從一九二五年起，差不多用了六七年的時間，纔開始真正瞭解農民。以後他才提出對於農民和工農聯盟的正確綱領和政策，才根據中國的實際正確地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方針。在土地革命中，我們根據農村的階級狀況提出了正確的階級政策。只有“土地歸農民”這麼一個口號是不夠的，土地怎麼分配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提出，農村裏邊包括地主在內，都要同等地分配一份土地。當時在我們黨內“左”傾機會主義佔統治地位，他們反對這個主張，說這不是階級路線。他們提出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說毛澤東同志是機會主義。他們說，富農是剝削階級，是農村的資產階級，爲什麼要同貧農一樣地分一份土地呢？地主壓在農民頭上好多年了，爲什麼還要同等地分一份土地呢？表面上看起來這是多麼的革命！他們就是不懂得農村。他們不懂得地主不分田，地主的嘴巴要不要喫飯？富農分壞田，富農的嘴巴要不要喫飯？如果地主、富農要喫飯，他們又沒有田，怎麼辦？這實際上是把所有地主、富農逼得同蔣介石聯合起來反對農民，結果是對於貧農、中農不利，對於工農政權不利，對於生產也不利。如果給地主、富農分了田，使他們逐步由剝削者變成勞動者，就可以使用他們的勞動力嘛。我只是舉個例子，這樣的問題很多。在農村不做充分的調查研究，不仔細地研究農村的階級狀況，也就不可能真正瞭解貧農和一般農民的要求，不瞭解什麼政策才適合於農民階級的利益。一些形式上很革命的“左”的東西，並不適合農民的利益，所以單單一個“土地歸農民”的口號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又如怎樣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這是民族民主革命階段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處理不恰當，就會犯“左”傾機會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民族資產階級是動搖的，它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既犯過“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也犯過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時間比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時間還長，損害還大。大革命的前一個階段，我們黨正確地對待了這個問題，同以孫中山爲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合作，實行國共合作，發展革命，也同蔣介石進行合作。在這個合作當中，如果我們只是同資產階級打交道，那是錯誤的。我們同資產階級建立同盟來搞民主革命，有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在這個形式下來發展進步力量，發展工人的力量，發展農民的力量。大革命後期，我們黨犯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65〕的錯誤，就是怕同資產階級作政治上的鬥爭，怕觸動它，不敢發動羣衆，等到蔣介石一背叛就使大革命失敗了。大革命失敗之後，我們黨出現過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174〕的錯誤，就是要打倒一切。當時主要打擊的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這樣做的結果，把我們自己孤立起來了。城市裏的許多人，包括知識分子和青年，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脫離我們。工人運動也搞不起來，那時不區別對象，就是罷工，而且條件也提得很高，結果工人運動也垮了。我們在城市中的力量一步步地喪失，一直到最後差不多搞光了。但是在農村，在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地區，實行了正確的政策。當時紅軍保護工商業。有些工商業資本家也進行封建剝削，我們只取消他們的封建剝削部分，對他們的商店和工廠不去觸動，所有的東西都不沒收，而且加以保護。實行這樣的政策，對於我們的根據地有很大的好處，能夠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後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人到了中央蘇區〔17〕，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政策，打擊民族工商業。結果在蔣介石封鎖下，根據地連鹽都沒得喫。就是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期，城市工作也有“左”的錯誤。比如，那時候武漢有同我們黨合作反對蔣介石的國民黨左派政府，我們也在那裏舉行罷工，提出的經濟要求甚至超過了資產階級所能負擔的程度，結果市場凋敝了，損害了革命政權的經濟基礎。所以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方面，我們黨有“左”的經驗也有右的經驗。我們要採取正確的政策。民族資產階級當然是動搖的，但是要利用它的積極的一面，要有團結有鬥爭。什麼情況下以團結爲主，什麼情況下以鬥爭爲主，這是不能硬性規定的，是一個靈活運用的問題，要根據對本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具體分析來確定。
官方注釋 3 條
- 〔65〕 陳獨秀機會主義 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當時陳獨秀放棄對於農民羣衆、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主張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採取妥協投降的政策，以至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第87、342頁
- 〔174〕 一次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指一九二七年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三次“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爲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爲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前以王明爲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第263、342頁
- 〔17〕 中央蘇區 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爲中心的根據地，位於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範圍最大時轄有二十一個縣，約二百五十萬人口。――第30、65、97、343頁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我舉這麼兩個例子，主要是爲了說明，制定正確的綱領和政策，要對本國的具體實際作深入的瞭解。這個工作很不容易，特別是對農民問題的瞭解很不容易。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我再介紹一下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經驗。策略是爲戰略服務的。抗日戰爭以前，我們叫土地革命時期。那個時候，我們對於地主階級的政策是沒收土地的政策。日本加緊侵略中國後，民族矛盾變成主要的矛盾了，主要的打擊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時候，國際上一切間接的同盟者我們都要聯合，比如美國，我們那時同它就有來往。對於官僚資產階級，它由過去的主要打擊對象變成了又團結又鬥爭的對象。它的代表就是蔣介石。我們同他合作抗日，在合作抗日中間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另一個主要的打擊對象地主階級也變成又團結又鬥爭的對象了。這就是說，對於地主階級，不採取沒收土地的政策，但又要適當滿足農民的要求，所以採取減租減息〔50〕的政策。如果這個時候我們還繼續同國民黨打仗，不把日本帝國主義作爲主要的打擊對象，抗日就搞不起來。如果主要的打擊對象又是日本帝國主義又是國民黨，抗日也搞不起來。如果主要的打擊對象還是地主階級，不採取減租減息的政策，而是採取沒收土地的政策，那就會把地主階級趕到日本侵略者那邊去。所以，不能混淆主要打擊對象，一混淆就把自己孤立起來了。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不是主要打擊對象。但是在又團結又鬥爭的問題上，我們黨內也有右傾機會主義，這就是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211〕
官方注釋 2 條
- 〔50〕 。――第128頁
- 〔211〕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剛從蘇聯回國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提出了許多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隨後在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期間，又發表了一些包括錯誤意見的宣言、決議和文章。他相信國民黨超過相信共產黨，不敢放手發動羣衆鬥爭，不敢放手發展人民軍隊，不敢在日本佔領地區擴大解放區，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由於毛澤東爲代表的正確路線已經在全黨佔統治地位，王明的這些錯誤只在局部地區一度產生過影響。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批評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全黨獨立自主地領導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和政策。――第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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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要使一個黨逐步成爲成熟的黨，同羣衆有聯繫的黨，是不容易的。從我們黨的歷史來看，我們全黨成熟的標誌是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們從一九二一年建黨，經過了二十四年，才成爲一個成熟的黨。當然，這是從全黨來說。作爲中央領導，可以說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核心的中央領導時，就成熟了，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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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以後，黨內還不斷有鬥爭。在抗日戰爭初期，還有第二次王明路線，王明由“左”傾機會主義變爲右傾機會主義。全黨幹部包括一些主要幹部，對黨的歷史、兩條路線的鬥爭，怎樣把黨建設成爲一個正確的黨、聯繫羣衆的黨，用什麼樣的思想作風來武裝黨等問題的認識，都還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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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月，紅一方面軍勝利結束長征〔18〕，中央到達陝北，那時還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延安以北的一個地方。三個方面軍會合後，毛澤東同志看到，紅軍只剩下三萬人，而在這三萬人中，負責幹部無非是兩三千人，怎樣研究黨的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教育黨員，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那時候，毛澤東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樣統一黨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發抗日戰爭。毛澤東同志一方面領導抗戰，使黨實行正確的抗戰路線；另一方面總結黨的經驗教訓，寫出了包括哲學、政治、軍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在這個基礎上，又搞了整風運動〔63〕。整風可以說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就開始了，經過五年左右的時間，特別是經過從一九四二年開始的全黨範圍的整風，徹底地清算了“左”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最後統一了全黨的思想。犯過錯誤的人，也承認過去犯了錯誤。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黨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講了路線的錯誤，特別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但是王明一直堅持錯誤，他現在仍住在莫斯科，還寫文章罵我們。
官方注釋 2 條
- 〔18〕 長征，這裏指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即中央紅軍，一九三五年六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恢復第一方面軍的番號）及中共中央和軍委機關、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從江西南部的瑞金等地出發的戰略性的大轉移。紅軍經過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西康（現在分屬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區）、甘肅、陝西等十一個省，翻過終年積雪的高山，越過人跡罕至的沼澤草地，歷盡艱苦，擊潰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多次圍追堵截，行程兩萬餘里，一九三五年十月勝利地到達陝西北部的革命根據地。――第30、97、163、185、345頁
- 〔63〕 整風 指中國共產黨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黨範圍內開展的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經過這個運動，全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這樣一個基本方向。――第86、151、345頁^^^^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我們整個黨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起來是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212〕是一九二八年開的，到一九四五年才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隔了十七年。這次代表大會是正面講問題，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大會結束不久，日本就投降了。這時，全黨已經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這樣大的一個黨，面臨美國支持的蔣介石發動的內戰，就有辦法了。
官方注釋 1 條
- 〔212〕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開。會上，瞿秋白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劉伯承作軍事問題的補充報告。會議通過政治、軍事、組織等問題的決議案，肯定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時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指出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羣衆。會議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特別指出當時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羣衆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次大會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但也有缺點和錯誤。它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適當的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於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缺乏必要的認識。――第345頁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所謂全黨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們黨有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廣大幹部和黨員掌握了這個思想。在政治上，從遵義會議以後，黨內雖然有過錯誤的路線，但是毛澤東同志總是用正確的路線去克服錯誤的路線，因此，從那以後黨的方針和政策都是正確的。體現了正確路線的方針和政策，變成了羣衆的行動，得到了羣衆的擁護，經過抗日戰爭時期，黨員從三萬人發展到一百二十多萬人，軍隊也從三萬人發展到一百萬人，解放區人口達一億多。如果不是黨的路線正確，方針政策正確，這是不可能的。在組織上，形成了一個健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樹立了一個正確的黨風。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毛澤東同志把黨風概括爲三條：第一，這個黨必須是理論同實際相結合的黨；第二，這個黨必須是密切聯繫羣衆的黨；第三，這個黨必須是建立在自我批評基礎上的黨。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就不會及時地總結經驗，修正錯誤；也不會用正確的和錯誤的經驗，正面的和反面的經驗，來教育幹部、黨員和羣衆。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不犯錯誤的黨，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領導是沒有的，問題在於及時總結經驗，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檢查工作。這樣，就可以不使小錯誤發展爲大錯誤，發展爲路線性的錯誤；就可以使黨員和幹部從正確經驗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錯誤變成肥料，將壞事變成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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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的組織方面，毛澤東同志還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針原則。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結合，把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精神發揮了。一個黨不集中不行，如果沒有中央的和各級黨委的集中領導，這個黨就沒有戰鬥力。這種集中，如果沒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礎，集中也是假的。全黨提倡民主、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就能真正把全黨的意志集中起來，真正做到萬衆一心。毛澤東同志提倡軍隊也要搞民主。我們的人民解放軍實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連裏開會，戰士可以批評連長，這種民主妨礙不妨礙連長統一指揮呢？不妨礙。連長髮現錯誤就改，這樣就能更好地指揮，部隊的戰鬥力更強。這不僅是在一個連裏，就是在我們一個大的作戰區，有了錯誤，指揮員也要受批評。比如哪一個戰役沒有打好，軍長、團長就對這個作戰區的指揮員提出批評意見嘛！有什麼辦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認錯誤。這樣，對下一仗怎麼打，就有辦法了。有了黨內民主和批評與自我批評，有問題就不是在下面亂講，而是擺到桌面上來。毛澤東同志還提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犯了錯誤的人應當允許人家革命。例如我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73〕選出的中央委員中還有王明，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否選他還要考慮，就是要給他革命的機會。總之，對待犯錯誤的同志要耐心地幫，叫做一看二幫。所謂“看”，無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總是要幫夠，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官方注釋 1 條
- 〔173〕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分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形勢，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陳雲、董必武等作了重要發言。大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議》，並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八大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瞭方向。――第257、261、270、300、3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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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志確立的一套建黨思想，在我們看來，對列寧的建黨原則有很大的發展。好的黨風要繼承下來，要由接班人傳下來。我們特別注意宣傳毛澤東思想，使它在羣衆中紮根。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黨的問題，這不僅是我們這一代的問題，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問題。一個國家的革命，核心問題是黨。有了一個好黨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革命勝利後，搞社會主義也要靠一個好黨，否則勝利就靠不住。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以上講了那麼多，介紹了我們黨的歷史。總之，黨要能團結全黨幹部和黨員，在必要的鬥爭中去團結。有了黨的團結，纔能有力量去團結廣大羣衆。如果有了這樣的黨，哪怕黨員少，也可以發揮很大作用。一個人數少但有戰鬥力的黨比一個人數多而缺乏戰鬥力的黨要強得多。黨有戰鬥力，就可以發展起來。
第一卷 · 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 （推定 1963–1975 年）
（這是鄧小平同志同亞洲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兩次談話的節錄。第一次談話時間是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第二次談話時間是同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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